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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儿乐队的采访

发布时间:2019-07-14 22:14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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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我们从花儿乐队自98年出道以来所接受的采访录音、录像中整理出的访谈纪录。

  王文博:在中国老一辈的人都把少年称作祖国的花朵,我们组建乐队的时候年纪都很小,所以想起用这个名字。而且我们有一首歌的名字就叫《花》。

  大张伟:我和王文博是初中同学,以前都是学正统音乐的。我以前是学声乐的,他学钢琴,他妈想让他成为李查德那种钢琴王子什么的,(笑)初二的时候,我们听到唐朝、黑豹他们的音乐,才知道原来摇滚乐挺好的,特有劲儿。有一次我们去理发,在发廊里认识了一个地下乐队的主唱,他留着长头发,我们就在一块儿瞎聊,他后来分别给我和王文博介绍了老师,我去学吉他,他学鼓。

  王文博:我的老师给我听了一张Nirvava的专辑《Never Mind》,我当时都傻了。

  大张伟:可是我的老师老是教我弹Van Halen什么的,就是那种手指头乱飞的,我一点儿都不喜欢,后来王文博给我拿来那张Nirvana的专辑,我立刻是知道我想要干什么了。然后我就不再去学吉他了,自己在家练,扒带子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朋克呢,我就瞎听,买了好多打口带。我也开始写歌,不过那些歌大部分都废了,现在都想不起来了。我跟王文博在学校里和几个同学组了个乐队,我不是主唱,后来我写了几首歌,觉得还行,就托朋友找到一个能做小样的音乐人(笑),可是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乐队应该有一个贝斯手,我以为只有爵士乐队才有贝斯手呢。

  王文博:我有好多朋友都是学琴的,我也给好几个乐队打过鼓。郭阳就是在另一个乐队认识的,当时我觉得他人不错,可听说他以前是个坏学生。

  郭阳:(笑)我在学校的时候不是好学生,后来在中专学的是摄影,毕业之后才开始学的贝斯。当初王文博跟我说他们要组乐队,也不知道什么风格。那时候我也没怎么听过朋克,第一次排练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因为以前我喜欢爵士乐。

  郭阳:对,是我。可是出去演出的时候他们俩总是一起欺负我,(笑)我比他们大,老得让着他们。不过我们乐队特别团结。

  大张伟:郭阳第一次跟我们一起排练的时候,麦田守望者乐队的贝斯手大乐来看我们排练,其实他本来不是想看我们,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,那时候另一支乐队也在我家排练,大乐是来看他们的,结果那些人没来,他就看了我们的排练,他觉得还成,就问我们想不想演出。组乐队当然希望有演出,我们就跟他去了忙蜂酒吧,红枫当时在那里负责演出,我们第一次演出只演了七首歌。演完出红枫就跟我们说以后可以每个周末来演出。第二次见面他就说可以跟我们签经纪人约,我也不懂,反正能演出就行。

  郭阳:付哥安排我们每个周五在酒吧演出,周日排练,那儿的设备按现在来看特一般,可那时候就觉得已经很好了。我们的好多歌都是那时候写的。

  大张伟:签约的时候是我父母签的,当时我才十四岁。签约以后没什么特别的,我正上初三,作业特别多,不过周末去演出挺好的,我就喜欢演出,一听见鼓声就特兴奋。每个星期天我们在酒吧排练,付哥都会来陪着我们,给我们录小样帮我们修改编曲。那段日子特好,我放暑假的时候付哥已经不在那个酒吧做演出了,说是准备开唱片公司给我们出专辑。我们也没想那么多,后来就进棚了。

  王文博:对,是七月十八号,录的是《放学啦》。不是我们专辑里那版,那是为《中国火3》录的DEMO。

  王文博:(笑)以前演出别人老是说我打鼓打得还可以,所以录音之前我也挺自信的,可是一进棚我都快崩溃了。你不知道那种感觉,听着节拍器的声音我反倒连拍子都找不着了。当时录《放学啦》的DEMO版,那首歌总共才两分多种,可是我录鼓录了七个小时。后来我已经彻底失去自信了,都快哭了。张伟和郭阳在休息室里睡了一觉,等他们醒的时候我还抡呢。

  郭阳:我们足足等了七个小时,进棚那点兴奋都没有了。后来该我录贝斯了,我特紧张,录音师让我出个声,我糊里八涂地冲着录音师喂了半天,当时气得大家都笑了。

  大张伟:正式录专辑是98年9月,我和王文博上高一了,所以我们只能用周末录音。虽说录音挺苦也挺累,不过我还是觉得挺好的,自己写的歌录出来听感觉挺不一样的。我们录了两个月,我总是最苦的,因为白天的时间都让王文博给占领了,等到我录吉他和唱都半夜了。付哥给我们当制作人,他特严厉,平时跟我们说说笑笑的,可是录音的时候特凶,因为我们的技术实在不怎么样。录音期间我还在写歌,象《别骗我》和《没辙》都是在录音棚的休息室里写的。

  王文博:其实录专辑的时候也不是每首歌都用七个小时,关键是录音过程中我们修改了编曲,有的歌我录的也挺快的。不过本来要收录在第一张专辑里的《将来的主人》,就是我们翻唱的《共产儿童团歌》,就是因为我打不了那么快所以没录成,那一直是我的一个耻辱。后来录合集的时候终于打下来了。

  郭阳:录音其实挺好的,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,平时演出光在台上兴奋了,很多问题都不注意,排练的时候又都比较注意编曲,所以个人技术的问题在录音的时候就特明显。经过录第一张专辑,我们都有了点进步,不过王文博的鼓长进是最大的。

  记者:听你们的CD,发现赠送的早期作品跟现在不大一样,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现在这样的风格的?你们平时听什么音乐?以后还会有什么变化?

  大张伟:以前因为喜欢NIRVANA,所以早期写的那些歌都有点GRUNGE。那些歌是认识付哥前写的,本来都不准备录了,可是后来一想,现在不录以后就更不想录了。付哥也说那些歌的确代表了我们刚组建时的状态。我们签约之后,付哥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新的音乐,给我录了好多磁带,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GREEN DAY。因为那种音乐最适合我们,简单好听而且巨猛无比,我就喜欢巨猛无比的。其实那时候才真正开始听朋克音乐,觉得特好。

  郭阳:一开始我其实不太喜欢朋克,后来也是听了GREEN DAY才开始喜欢朋克的。

  大张伟:我们第一张专辑里的作品风格是什么我也说不清,挺杂的。不过我们的主要的风格可能是PUNK-POP吧,就是流行朋克。我们录音的时候没想那么多,就是怎样想就怎么录。后来我们接触的音乐就更多了,象RANCID、THE JESUS AND MARY CHAIN、ASH、SEX PISTOL、RAMONES、THE CURE、BLUR、WEEZER、MXPX。不过我梦想做的并不是朋克专辑,我特想做一张像THE JESUS AND MARY CHAIN的《HONEYS DAED》那样的专辑,不过我估计我够呛,写不出那么好的歌,国内也制作不出来那种音色。可是我觉得特好。其他类型的音乐我也听,付哥给我介绍过很多,我自己有空也去买,了解各种音乐,对创作有好处。以后我们肯定会有变化,不过我不着急,不能为了变化而变化,那多假呀。

  郭阳:其实听得更多,技术和经验的增长都会让我们跟以前有点不同,不过变化应该是自然的,不能硬着头皮去变,再说就算流行朋克这种音乐也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没有掌握。

  大张伟:我们组乐队不是为了赶时髦,所以潮流什么的跟我们没关系,很多人变化是为了赶潮流,我觉得特儍。我们用我们最喜欢的方式来表达,比如最近的一首歌就有点SKA味道。

  王文博:我想我们近期的变化不会很大,主要都是从技术和编曲方面,肯定比第一张专辑要好,现在如果重新录第一张专辑,肯定比原来好。

  记者:你们的父母支持你们做音乐吗?老师呢?成名后周围的同学怎样看待你们?你们觉得成名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吗?

  大张伟:父母一开始不是特别支持,不过还行,组乐队总比出去打架好。以前我爸养了好多鸟,特名贵那种,后来我们在家排练把鸟都给震死了,他也没生气,还是挺支持我的。不过我妈以为搞摇滚的都留长头发,吸毒,都是流氓地痞什么的。我们签约后付哥对我们管理特别严格,我们不抽烟也不喝酒。老师们都不喜欢摇滚乐,所以根本没指望他们支持。

  王文博:没错。成名在他们眼里其实未必是好事,有的老师心里特不平衡,觉得你这么小的年纪就能挣钱,而且他们认为搞音乐只要成名就特有钱,汽车洋房什么的。

  大张伟:成了名反而麻烦,以前老师可以不特别注意你,可是出了专辑,大家都认识你了,也就特别注意你,对你的要求就比别人高。我们班的同学刚知道我们乐队出专辑的时候还挺新鲜的,后来每天都在一起混也没觉得多特别,下了课还是在操场上追打。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上学,所以生活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变化,就是假期和休息日都用来排练、演出、录音。

  王文博:跟以前不同的是我们能自己挣钱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和唱片,不用跟家里人要了。

  记者:你们的听众主要是什么样的人?你们的作品又是想表达什么呢?灵感来自于哪里?

  大张伟:我们的听众?大部分跟我们年纪差不多,中学生吧。也有大学生,还有那些喜欢摇滚乐的大人。我们现在十几岁,写的都是我们熟悉的事情,身边发生的事儿,比如《放学啦》就是我上初三的时候写的,就是想写那种渴望放学的心情。灵感就是我的生活,《向我开炮》讲的是有回家睡不着觉,特兴奋就突然想一个词,叫向我开炮挺好;稻草上的火鸡是有一天晚上郭阳跟我说了一堆外星话,什么八耳毛驴,六脸的骆驼,突然来了一个稻草上的火鸡,等他走了我想稻草上的火鸡这词还挺好,然后就这么写出来了,我觉得动物吧,之间不用争抢什么东西,也不用爱慕虚荣,就是每天打鸣,顶多是找个母鸡,不会有更多的想法,生活比较单纯。《轰隆隆》就是我们演出老没有一个开场白,然后就遍了这么一首,一演出就开始一块蹦。《花儿》这首歌是看到小女孩儿时的感觉,我觉得这种事从家长社会就不该去干预,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超过一米五零的时候必须对女孩儿有感觉了。(笑)《静止》是有一段时间同学们特忙,没人找我玩来,我觉得特没劲,电视看的我眼睛直近视,那时侯每天看电视到夜里两点半,除了睡觉每天脑袋特晕,没劲,就这意思。 《四季歌》就是有一天晚上回忆活这十几年都干什么了,一想起来就觉得什么事没怎么干就过来了,就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套路。《起飞》是不爱写作业,因为初三那会儿作业特烦,自己弹不了琴了,排不了练了,逛不了商场了,我觉得有适当课外生活挺好的。《破灭》因为听说1999年是世界大灾难,虽然特傻,可是我想在我临死前干件事,消灭所有的时间,还有就是改变一切我不喜欢的事情。《幸福的旁边》这个名字来得跟这歌没什么关系,当时我的同桌交了一个女朋友,成天对说我他特幸福,我觉得自己就在幸福的旁边。后来写这首歌的歌词想的是很多平时没机会说的话,《融化》也是那种感觉,有些话写成歌词挺好,说出来就有点傻。我觉得以前没有描写我们同龄人生活的歌,我们想做的就是这个。其实我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,心里有话一定要说出来,尤其是和长辈之间,肯定有很多的想法是不一样的,所以你必须把你的想法说出来,让他们知道。

  记者:你们的首张专辑刚上市一个多月,台湾魔岩唱片就签下了海外发行,随后莫文蔚和杨乃文各自翻唱了一首你们的作品,你们感觉如何?

  大张伟:我们的专辑原计划是在1999年暑假在海外发行,后来台湾地震就把上市期延期到12月份。我们觉得挺好,能有更多的人听我们的音乐。翻唱的事是公司和魔岩定的,我也听了,还行,跟我们不一样,杨乃文那版《静止》编曲挺好的,莫文蔚唱的《消灭》味道挺怪的。我不知道内地的音乐在海外是不是很容易听到。(记者:不太容易)我觉得内地的摇滚乐在华人范围里是最好的,跟欧美的肯定没法比。

  大张伟:内地的我们喜欢麦田守望者和地下婴儿,港台的摇滚乐我听的不多,觉得张震岳有几首歌挺好的。我倒是喜欢一些流行音乐,旋律好听。

  大张伟:我觉得未来钱这东西就彻底没有了,买什么都得花钱,多累呀,是不是,然后就是买什么都不花钱,反正好多友情和感情都因为钱这事闹的特僵,所以说如果没钱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得到东西,但欲望不太大的时候那种社会特好。做音乐应该是件高兴的事儿,如果拿它当工作心里肯定挺累的。我是学美术设计的,也许以后我毕业了,不做音乐的时候就在公司里设计唱片封套什么的,想做的时候再说。

  王文博:我这人比较贪玩儿,喜欢无忧无虑,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,但是我会一直打鼓。

  郭阳:我觉得以后世界上的音乐要是能更快的流通就好了,很多乐队能来中国演出,中国的乐队也能经常出去演出,多好玩儿啊。

  大张伟:影响应该说不大,我们只是通过他们知道有摇滚乐,后来是听西方的音乐才开窍的,摇滚乐本来就是来自西方的吗。我们刚组乐队的时候,给麦田守望者暖场,经常跟他们在一起,要说影响,我们受他们影响倒是挺大的。

  记者:是否有受到欧美,日本或国内摇滚乐(或乐队)的影响?打算向甚么方向努力?

  大张伟:国外的乐队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,尤其是美国的Green Day,他们的音乐又好听又有劲儿,最初组乐队的时候是因为听了Nirvana,不过后来我们的音乐就变了。现在听了好多唱片,我们喜欢Blink-182、Ash、MXPX和一些比较狠的说唱,有时候也听点电子和Ska。日本的乐队形象还行,我们不喜欢日本音乐,日本的漫画挺好的。国内的乐队我们比较喜欢出第一张专辑时的麦田守望者,还有地下婴儿和反光镜。以后,我们也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变化,这东西没法设想,谁知道我们以后又会喜欢什么音乐呢。如果老了还做现在这种音乐,估计体力也不行了。

  记者:有人说你们的音乐太简单,就三个和弦,而且有人说你们的音乐太商业,你们怎么看?

  大张伟:我们的音乐是简单,朋克音乐本来就应该简单直接,用三个和弦把歌写顺了也没什么不好。国外很多乐队的歌都是三和弦的。其实和弦多复杂不一定就好,写歌的时候感觉到哪儿就写到哪儿,《花》这首歌才两个和弦。他们其实是想说我们的技术不行,我承认我们的技术还不够好,我们也在努力,可是我不是那种想当吉他大师的人,技术应该是为音乐服务的,我又不是想出吉他教材。而且简单的东西往往是最容易打动人的。我们的歌旋律都比较顺,专辑卖得也不错,这就是商业吗?如果是,我觉得没什么不对。因为我写歌的时候没考虑过是不是商业,NIRVANA的专辑也卖的好,算不算商业呢?我觉得大家的想法不一样,有的人想做实验音乐,我们不会,我觉得做音乐除了你想做什么,还要看你能做什么,得一步一步的来,是吧。我不认为做音乐难听而且胡乱骂人就是有思想,我的思想跟你的思想肯定也不一样,我喜欢用这种方式表达我的想法,别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。

  记者:你们的曲风是走PUNK-POP路线,是否也考虑到如歌迷较易接受之类原因?

  大张伟:我们的音乐主要是受到punk-pop风格的影响,因为我们喜欢那种表达方式,比较直接而且有力量。至于歌迷是否能接受,我们从来不想,公司也不这么要求我们,只要我们觉得好,我们就这么做,不管是不是时髦。再说了,如果我们写歌是想表达自己的快乐或者忧虑,你总不能写别人的快乐吧,别人的快乐我也不知道啊,我觉得还是应该写自己知道的、熟悉的、有感觉的事情。

  记者:摇滚的歌词创作在深度上与本人的思想感情,生活经历有一定关系。会不会因为少年生活经历较浅,而在创作上受到影响?

  大张伟:这个问题挺逗的,摇滚的歌词是什么歌词?我们不知道。是不是摇滚乐的歌词一定要特有深度才行?这就跟写作文一样,老师永远对那些写出的作文显得特老成的学生表示赞扬,好象早熟的人就特别好。我觉得什么年龄就用什么方式生活,每个年龄层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我们觉得只要说的话是真实的,而且是通顺的就行,可能是以前的摇滚乐让大家觉得太有使命感了,所以好多人都认为摇滚乐的歌词都是呐喊示威什么的,其实摇滚乐的歌词一样是写每个人的生活和感受,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,千万不能不深刻装深刻,那就没劲了。我们才活了十几年,经历肯定比较浅,创作的时候我们尽量用自己能够掌握的方式表达,这跟弹琴和打鼓一样。有的人一辈子把技术练得巨纯熟却一首歌也不会写,可是技术要是不到家,很多想法又表现不出来。是不是都说乱了?我就是想说,我们也会有一天长大成人,跟大家一样为爱情事业和家庭发愁,但是那时候,你们肯定更怀念现在的我们,因为我们还没有变得虚伪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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